最近几天连续看到几篇视角比较独特的谈中美关系的文章。 第一篇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as）的文章，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未来不同的看法对台湾意味着什么”（Implications for Taiwan of the divergence in narratives on China’s future）。何瑞恩说，关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中国国内的说法与海外的观察已经大相径庭。在北京看来，中国正在克服美国的敌视走向自己应有的大国地位：全球实力的平衡正在向中国倾斜，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缩小，军事实力也在飙升。通过病毒外交和经济输出，中国已经是发展中国的头羊。在国内，中国消灭了贫困，改善了水与空气的质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因为政治瘫痪和种族冲突而无所适从。 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因为新冠造成的限制和各种信息的汗牛充栋而显得不尽一致，但基调是新冠的动态清零并没有任何科学基础，中国经济发展的宠儿还是国企，对不少领域民营企业的打击司空见惯，国家债务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是脱缰的野马。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险恶。北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暧昧态度使得它与欧盟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与其他依旧主导世界体系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千疮百孔。因此，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挑战是198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 在这种对一个国家的认知有天壤之别的情况下，对这个国家言行的解读也就可能南辕北辙。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所谓敌对势力，中国国内的人认为这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名正言顺，而西方的观察家会把这样的谴责当作狂妄和欺人太甚。如果其他国家对台湾有所支持，中国会认为那是分裂和消弱中国的阴谋，而西方则认为这不过是要反击中国对台北的打压。 何瑞恩写到，因为认知不同，对中国政府的言论或决策的解读也不同，而不同的解读可能引起误判。在民族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极度泛滥的情况下，决策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常常做出过激的决定。其次，一个国家如何评估自己的未来常常会影响它现时的决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家在决策是会从长计议，期盼其他国家能认同他们的愿景。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国家更容易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国家认为时间不在自己一边，因此更容易仓促决策，草率上阵。 何瑞恩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清楚的是，中国媒体营造的国内莺歌燕舞、国外全是朋友的叙事是不是也是它的领导人和精英的真实想法。如果是，台海不会马上有战事；如果不是，只争朝夕的决策会很快把台海变成火海。 第二篇文章是前《环球时报》评论版主编、现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不再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灯塔”。王文在文章里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对美国的认知是如何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转变为美国如果不悬崖勒马就会穷途末路的过程，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为1999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拉德使馆，2001年撞机，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2008年的次贷危机，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特朗普的贸易战和没完没了的对台军售。虽然他不再迷信美国，但并没有把美国看扁，但他的同胞要比他走的更远。他在时评里写到，“美国是世界上的一股危险力量的感觉，也已经渗透到中国公众的态度中。2020年，我在一个中国电视节目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随后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遭到攻击。我坚持我的观点，但如今我在正面谈论美国时会更加谨慎。”他最后说，“一个强大、稳定和负责任的美国对世界有利。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开中国制造的福特和特斯拉，用宝洁洗发水洗头，在星巴克喝咖啡。解决地球上一些最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跟随美国一起跳下悬崖。”